Saturday, January 14, 2006

胡适对鲁迅的“绅士风度”

作者: 袁良骏 (推荐: 一读者) 万维读者网 2006年01月12日 http://www.creaders.net

“五四”运动后期,随着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分裂,胡适与鲁迅日渐分道扬镳,走进了不同营垒。胡适的“多研究问题,少谈些主义”、“整理国故”、“钻入研究室”乃至后来的“好政府主义”、对国民政府“小骂大帮忙”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哀恳和“劝善”……方方面面皆为鲁迅所侧目。在《华盖集》正续编以及之后的每本杂文集中,我们几乎都不难读到鲁迅对胡适这些主张的愤慨与讽刺。最严厉的谴责是他不点名地称胡适为“向日本人献上‘攻心菜’的学者”,愤怒之情溢于言表。甚至以胡适为灵魂的“新月社”被国民政府查封了,鲁迅也没有只言片语的同情或慰问,反而说他们是焦大,被贾府塞了一嘴马粪。所有这些尖锐讽刺与批评,用鲁迅自己的话说,是“乃为公仇,绝非私怨”。私底下,他们是照旧互赠著作的。鲁迅这种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、光明磊落的鲜明态度,足可以廉顽立懦,让人敬佩慕名。
按照常理,胡适对鲁迅的某些批评与讽刺似应做出反驳才对。不然,胡适不仅丝毫没有回敬鲁迅,反而一再维护鲁迅,批评那些攻击鲁迅、贬损鲁迅的人做得太过分了。最突出的例证是他对大骂鲁迅的苏雪林女士的劝阻。
鲁迅生前,苏雪林女士不仅没有骂过鲁迅,还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《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》(《国闻周报》第11卷44期,1934年12月),对鲁迅小说赞赏不置,给了高度评价。文章说“好书不厌百回读”,鲁迅小说便是这样的“好书”、“好文字”。鲁迅虽然只有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两本小说集,“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。”直到1936年4月,在《我创作的动机》(载《武汉文艺》)一文中,苏女士对鲁迅还是满口称赞的。
然而,1936年11月12日,即鲁迅逝世(1936年10月19日)不到一个月,正所谓尸骨未寒,苏女士便破口大骂了。她写了一篇《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》,不仅对鲁迅的著作、性格、为人全面否定,而且,一开口便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。说鲁迅是“褊狭阴险,多疑善妒”,“色厉内荏,无廉无耻”,狂呼鲁迅为“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,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”。专门在文坛“兴风作浪”,“含血喷人”,其杂文“一无足取”,“祸国殃民”。更妙的是,苏女士置鲁迅大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的文字于不顾,竟影射、攻击鲁迅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内山书店,“行动诡秘”,如何如何。苏女士的这封信,成了当时所有攻击鲁迅言论的尖端。
在这封骂鲁信后不到一月,苏女士便又写了一书给胡适先生的信,除了重弹致蔡信中对鲁迅的那些攻击,还提出要取缔“鲁迅宗教”,劝胡适先生出面领导这份“大业”,而自己要做个堂·吉诃德式的“先锋”,“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”。
为苏女士始料不及的是,胡适先生不仅不支持她对鲁迅的上述攻击与诅咒,反而把她狠狠地批评了一顿。胡适先生在复信中强调了三点:1,苏女士写给蔡先生的信,“还是旧文人的酸腐腔调”,要不得。2,“鲁迅自有他的长处,不可一笔抹煞”。3,数年前通伯先生称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为抄袭日人盐谷温氏之作,此大谬。“应由通伯先生再写一文,向鲁迅道歉”。复信的第一点,否定了苏女士对鲁迅的恶言谩骂。所谓“旧文人的酸腐腔调”,也就是旧文人相骂时的无中生有,舞文弄墨,“爱之欲其生,恶之欲其死”,恨不得靠漫骂将对方压倒。这一句“酸腐腔调”便把苏致蔡信彻底否定了。怕她受不了,又加了一句对鲁迅的正面肯定,让苏冷静下来。进一步举出通伯先生骂鲁迅的例子,则是对苏的婉言规劝:千万不要再重复通伯先生数年前的错。通伯先生,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西滢先生,是1925年、1926年间鲁迅的主要论战对象。不难看出,胡适先生在批评、规劝苏女士时,表现了一代学术大师的卓越风范。鲁迅逝世了,尽管鲁迅与自己生前政见相左,恶言有加,但鲁迅毕竟是“五四”新文学的奠基者之一,怎可一古脑儿否定?不仅不能否定,骂错了的地方,还要向他道歉,为他恢复名誉。胡适的这个态度,其宽容、大度、雅量、明智,确实是常人难以做到的“绅士风度”。如果说鲁迅的光明磊落让人由衷敬佩,那么,胡适的这种“绅士风度”也同样是让人高山仰止的。
遗憾的是,苏女士不仅没有接受胡适先生的忠告,到台湾后“反鲁”反而更加升级,连胡适先生对她的忠告也几成罪名了。(中华读书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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