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ursday, January 12, 2006

回忆20年前自费出国留学潮的兴起[zt]

回忆20年前自费出国留学潮的兴起
送交者: 学渊 2006年1月02日20:18:30 于 [教育与学术]http://www.bbsland.com

回忆20年前自费出国留学潮的兴起
刚经过文革浩劫和左倾路线长期折磨的中国,科学技术、文化教育处 于百业凋敝的可悲境地。除对抗强权的"两弹一星"激荡人心外,基础科 学研究则一律乏善可陈,所能表彰的也只是,童第周的金鱼杂交,陈景润 的数论猜想,或杨乐、张广厚的函数研究等,几件试管中或纸面上的成果 而已。没有出路的青年学子把攻读"基本粒子理论"当作了用武之地;大 作家徐迟写了篇泣颂闭门造车精神的"歌德巴赫猜想", 竟误导了亿万百 姓,将陈景润的算术当做是"富国强兵"的画饼。自外于世界的中国,久 违了科学的潮流。经过数十年的锁国路线和弱智政策,已把中国误得"人 财两空"了。
  一九七七年,是中国走向光明的一年。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,提出的 "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"的"真知灼见"(或曰common sense);晋升为 "工人阶级的一部分"的知识分子们,无数为之感激涕零。胡耀邦主持平 反冤假错案,把历次政治运动的"伟大成果"一笔勾销,化解了无数消极 对抗力量。专制恐怖的时代已经结束,人类理智的春风吹向人间,"改革 开放"的苗头正在萌发之中。在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后不久,教育部和科学 院就分别部署大规模地招收研究生。不拘一格寻找"伯乐"和"千里马" 的开明风尚,取代了那个活似种姓制度的阶级路线。仇视知识、崇尚愚昧 的中共,也终究悟出了:"世间最大的浪费,莫过于对人才的摧残"的不 惑真理。
  母校"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",就在这时被催生了。也有人管它叫" 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",其实它与迁到合肥去了的"科大"没有统属关 系,西郊玉泉路的"科大"校舍,已经成了"高能物理研究所"的地盘。 而"研究生院",还是借北郊"林学院"的"遗址"开张的;那个"北京 林学院"也没有死,它是在"四人帮"的时代,被活逼到出林木的云南省 去了。一九七六年的"京津唐大地震"还叫人心有余悸;可是那个说是要 "几年搞一次"的"文化革命",终于魂归西天了。一九七八年秋天,在 那个布满了被遗弃的地震蓬的,死寂般的林学院里,突然涌进了一帮来自 全国各地的意气风发的"研究生"。我们这届入学的共有八百多个同学, 都是由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自己录取的。其中有自学成才者, 亦有饱学不遇者;有池鱼遭殃的干部子弟,亦有不得翻身的地富余孽;更 有年少无辜落水,中年始得平反者。年龄、成分和经历的落差,非但没有 助长尊卑、门户之见,反而造就了一派平等、清新气息。而导师中又以理 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教授最开明,他兼收并蓄、普度众生,招了好多个非常 有才干学生,分别挂在高能物理所、理论物理所和自然辩证法所的名下。 那时,不少省市地方,还思想禁锢、不识时务。陕西省公安厅曾来人追查 "有重大政治问题"的刘平宇同学,气势十分蛮横;校方孙景才先生不畏 强暴,将他们拒之门外。
  院长是由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先生领衔;实际管事的副院长彭平先生 ,是"一二·九"运动时清华学生领袖之一,他与钱伟长等十名志士骑自 行车去南京请愿抗日,曾震动全国;解放后他做北京市共青团委的工作, 文革以前就因为路线问题倒了楣;教务长吴塘先生也是个儒士干部,一个 面目堂皇、和颜悦色的正人君子。胡耀邦在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过科学 院的工作,很得民心;科学院里也有一种的"团派"的开明空气。因此, 我们这个"科学院研究生院"的生动活泼,就与"教育官僚"蒋南翔治下 的"清华"、"北大"的循规蹈矩,适成反照。
  那时间,科学院里的一切都是科学家说了算的。著名的"三元流理论 "的奠基者,已故吴仲华教授在文革中曾挨过耳光,这回轮到几十年来第 一次加工资(一人几块钱而已),他手握大权,执意要当年的打人者向他 道歉;结果,"工人阶级"不得不向他赔罪了事,"资产阶级知识分子" 也算为自己讨还公道。科学家们说话也很幽默机智,记得有一次钱伟长、 谈镐生二先生,陪林家翘先生来院里座谈,林先生不大明白中国的事情, 问他们二位:为什么"数学研究所"里又分出了个"系统工程研究所"? 钱伟长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:"解决人事矛盾嘛。"一语中肯,惹得哄堂 大笑;而林家翘先生好象仍然摸不着头脑,他大概还没有弄清楚"矛盾" 一字的意思。
  "林学院"主楼的一、二两层做教室,三、四、五层做宿舍,房子不 够用,还有一些就住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。各个研究所的几百个同学聚 在一起,一日三餐都在一个不大的食堂里,围成一圈一圈的咬咸菜,喝玉 米粥;有的切磋学问,有的针砭时弊(那时共产党还无贪渎之风)。林学 院里学术气氛十分高涨,而政治气氛则更为开放。辽宁张志新女士被残杀 的事件被揭发出来后,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。北大郭罗基先生在"光明日 报"上发表了一篇题为"谁之罪?"的轰动文章,在阅览室里的那张报纸 上,批满了骂毛泽东的文字,院方也睁眼不管,让它挂了许多个日子。中 国茫茫大地上,"言论自由"之风,"林学院"里早吹了十年。
  那时,科学院里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,他们大多来自美国和澳大 利亚,有洋人也有华裔,都住在"友谊宾馆"里,五百元人民币上下一个 月。这些教习中,不少很有个性,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很好奇。其中有个叫 "白克文"的美籍华裔青年,刚从哈佛大学毕业,一句中国话不会说,又 喜欢穿中山装,有时连"友谊商店"都混不进去,管门的说他的英文是" 假冒的";然而,他没事就往农村钻,有一次在颐和园那边与农民一起打 鱼,被地方政府送了回来,弄得外事和保卫部门都紧张兮兮的。有同学问 他美国是否很自由,他说:"美国也有挨饿的自由"。社会理念溢言于表 。
  在同学们的心目中,"首席英文教习"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,她 稍年长,三十五、六岁;学问和人心都很好,但脾气却很坏,容易与人冲 撞,曾经当众与那个脾气也很毛躁的白克文争执;她说话很有见地,有愤 世忌俗之意气;明明是个美国人,却偏偏要说一口英国音;她后来做出了 一番惊人之举。来自澳大利亚的Lyndall女士,那时还是一个真纯、羞涩和 乐于助人的小姑娘,她与陆文禾同学堕入情网,两人后来在佛罗里达共结 连里。
  同学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特别旺盛,年轻的同学进步更快,口语琅琅上 口。那时似乎已没有了"里通外国"的担心,不少同学与教习们打得火热 ,有人还常去他们的公寓洗热水澡;而他们也不嫌弃我们的苦日子,天天 挤在食堂里和大家一起啃窝头,在谈笑风生中,留心者还都拣到了一口好 英文,他们也了解了中国的真情。
  郭永怀夫人李佩女士,任"研究生院"外语教研组负责人。她是四十 年代的进步青年,受业于康乃尔大学时,结识卓有成就的航空空气动力学 家郭永怀先生。五十年代初期,两人胸怀激情和理念,回归报效;郭永怀 与王淦昌、彭桓武三先生,乃中国"两弹一星"之父。六十年代初,郭永 怀先生因飞机失事而不幸殉职,是国内尽人皆知的一件大事。李先生承庭 家训、学兼中西,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。她日日奔波于中关村 和林学院间;应接国外知名学者,安抚外籍英文教师,有尊严而无傲气; 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,那清癯的身影中有着一颗慈母般的心,是院里 最有威望和人缘的人物之一。
  来校开课的,都是当时国内的顶尖学者,如彭桓武先生讲理论物理, 谈镐生先生开流体力学,黄昆先生授固体物理,邹承鲁先生上分子生物学 。彭桓武先生是一身老农打扮,谈镐生先生会与学生递烟喷雾,都很和气 。他们课上也只是点几个问题说说,行云流水,很是精彩动人。听彭先生 课的同学很多,他上台时穿着厚厚的老棉袄,讲到后来便满身大汗了;记 得他说过,中国的学术著作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索引,用起来很不方便。黄 昆先生那时才五十多岁,还很健硕。一天正讲"能带论",讲台太窄小, 不小心从一头失足跌下来,他正正色说:"umklapp,我要是颗电子,就已 经到了那头去了"。当然,不懂固体电子论,是听不懂这句很风趣的笑话 的。还记得,那时候微生物所的吴方城同学的脾气就很大,不知道为了点 什么事情,带头给邹承鲁先生贴过大字报,结果弄得有点不愉快。
国外知名学者来校讲课的,也是川流不息。李政道先生假科学会堂讲 "统计力学"和"量子色动力学"时,全国各地都有慕名而来听课的,那 时他进出都是坐的"大红旗"轿车,礼遇很高。我们这些人别说"红旗" ,就是"伏尔加"也没坐过;后来从美国回国,才尝到了"伏尔加"颠颇 起来的味道,不知道李先生当年坐"红旗"的感觉如何了。他每星期要请 几位同学与他一起吃午饭,这本该是个"工作午餐"而已,可是国内那时 还不懂这一套,一桌子正餐大菜,叫大家都不敢下筷子。在饭席上李先生 很热情地说话,李夫人则常常在一旁提醒他:"政道,你太累了"。前辈 们对我们都充满了殷切的期望。据说,最初外派方式是由一些老一代的学 者定下来的,他们自己是在二、三十年代出国留学,但对二战后期到冷战 时期的西方科技进步,特别是美国向研究生的提供大量资助的情况,是了 解不足的。自掏腰包派出"访问学者"(visiting scholar)的办法,就 是周培源等先生与美国科学院约定成章的;当然,那时西方世界对竹幕后 中国的人才水准也不了解。七八年首次外派五十人,七九年增至五百人; 前五十人的内情无人知晓,但后五百人尽皆精锐。美国学府刮目相看,中 国政府也发觉自己当了"冤大头"。
  也可能当时政府手头拮据,只想用不多的外汇派出象詹天佑、唐绍仪 这样的一批幼童学子,博采各国之长,回国指导改革。科学院也从我们中 间?瘟艘话俣嗝夏昵岬耐В谟袢钒炝艘桓?出国班"。因此"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"第一届同学,也就有了两个门户:"林学院的"和 "玉泉路的"。两拨子人虽然联系不多,但还是心心相通的,大家都希望 有出国的机会。"玉泉路"的同学在耐心等待"组织安排",那时政府大 概正在美国、欧洲、日本为他们化钱买路子;而"林学院"里,除了少数 有海外关系,和李政道先生挑上的几个同学外(这就是CUSPEA之始),则 都苦于无门。
  一九七九年中美正式建交,七九年十月,Mary Van de Water小姐,竟 大胆向几个同学传授了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入学的门道,结果一试果灵。 不出数月,近百名同学从各个美国大学获得了助学金;何晓民同学于二十 一天内,办妥入匹兹堡大学的一切手续,速度惊人。于是一个"自谋出路 "的群众运动一轰而起;又不出一年,数百名同学飘洋过海。校方竟一律 不加阻拦,美国大使馆更绿灯大开,从未听说哪个同学签证被拒绝了的; 倒是科学院外事局多事,还要找点麻烦,审查各人的"门路",后来也知 道是大势所趋,不可阻挡,于是也就网开一面了。
  待到八二年,"北大"、"清华"诸校同学亦循此道时,"林学院" 里已经人去室空。此风传到上海,已是几年以后,我们有些同学已经在做 博士后了。这几百个自谋出路的同学,不仅在人数上相当于政府一年派出 之总和,出国后在学业上也大展风采,资格考试轻车熟路,都有傲人的基 本功夫,美国各校倍生好感,从此对中国学生洞开大门。很可惜的是,我 们这些一文不名的先行者,大多未能入得已与中国政府挂钩的一流名校, 这对未来进入门户之见很深的美国学界,遗有若干不良之后果。
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,就此在全中国磅礴兴起。二十 年多来,数十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,无数学成者留居各国,无惧优胜劣败 ,立足科技,创业从商。如今世事逆转,当年的"外流人材",一举领来 了国际资本、现代技术和民主思想,邓小平先生的"走出去,引进来"的 理想,却以一个未料的方式实现着。
  事隔二十年后,一群在北京聚合的研究生院的同学,从各地赶到美国 首都,追寻他们幸运的回忆,渡过了感觉极为良好的一天一夜。在他们学 有所成的身影和岁月造就的霜鬓中,还依稀可辨当年百废待举的林学院中 的风发意气。
  良师益友Mary van de Water小姐也专程从英国赶来,与我们共度良宵 ,她的瘦削身影和鲜明性格,和那口愈见深重的英国口音,依然传送着具 有强烈责任感的奔放热情;她说我们这群中国人,是她毕生真正的和永恒 的朋友。有个同学的回忆,一九八零年夏天,他在广州火车站送Mary去深 圳,Mary小姐随身携带的,竟只是一个装满了求学申请的小箱子。这一夜 她留宿在唐一华同学家中,无意中说到,老唐家的客厅比她在英国的居所 至少要大三倍。我们这些原来连邮票都买不起的"穷光蛋",如今的美国 "专业人士"们,可不能忘却一个国际社会工作者,曾经伸给过我们的援 手。
  大家认为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,是中国思想解放历史上的 一件不可磨灭大事,特别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的贡献,是值得为之树 碑立传的;没有她的努力,这个潮流的到来,可能要推迟数年之久。在热 烈的气氛中,这次聚会的组织者陈祥昆、毛进同、杨晓青、唐一华代表全 体与会同学,向Lyndall和Mary女士赠送了纪念状和礼品。
  然而,Mary Van de Water小姐却揭出了一个"秘密":当时,她注意 到了中国政府在派遣留学生方面的包办无效倾向,因此她向李佩女士提出 ,可否向同学们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,并且鼓励大家自行办理 申请手续,争取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;但她又担心这些同学,可能会 受到校方的不当处分。深谙国情的李佩先生,亦知其"法"之可行,及其 "罪"之难当。于是由李先生出面向彭平先生建议。几天后,思想开明的 彭平先生竟同意李佩先生和Mary小姐的建议。于是,在院方领导的默许下 ,破败的林学院里涌起了不可阻挡留学潮。与会同学都为这个故事深深地 感动了。
  经过三十年的历次政治运动,国内各大专院校位实权、居要津者,多 系"外行领导"或"又红又专"者。尸位素餐犹可原,而红专双全者最为 可恶,他们中仅个别人学有所长,大部分人则是搞业务的"废料";平日 只会见风使舵说假话,运动中更能狠心整人当先锋;文革中,他们中亦有 不少被"冲击",这也就成了文革后重新上台的"本钱"。他们有的只是 膜拜威权的奴性,惟独没有一点悲天悯人的良心;彭平先生则不然:一个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,国民党牢狱中的囚徒,屡经路线斗争的共产党人,竟心无余悸,睿智犹存;居权位而褒掖后进,利国利民不顾得失;开风气之先, 则毅然决然。正如孟子所曰:"大人者,未失赤子之心者也。"
  无论是破坏传统或重建文明的真实历史,都不可能完全是由个别伟人 作就的。振兴中华的事业就凝聚了无数有良知的人,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彭平、李佩、Mary等人的见识和心血,以及它的全体学生勇气和毕住?这个"自费留学潮"的重大意义还在于:一个企图包办一切的"大政府" ,终于发见了自己的"低效"和"无能";而无权无势的千万"小人物" ,却从中找到了"自我"和"自信"。近百年来的中国,仅少数"精英" 、"领袖"高举民族主义大旗,而十亿人众却不许有自强精神。意气高昂 的"研究生院"的八百弟子,竟破国门而出,创一代新风,在改革开放中 推波助澜,於"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"的中华民族大业,有不没之功。
  我们的祖国已经从一场噩梦中苏醒;然而,是否善于珍惜和乐于表达 对苦难和善恶的记忆,无疑也是检验这个民族真将成为一头醒狮的一方试 剂。我们留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贫贱而奋发的生活,缅怀那些曾经启迪 过我们的一代无异于民族英雄的学术大师,更感激那些作了无数善举而不 事声张的光荣的先辈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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